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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察日报:羞辱贪官,能否唤醒廉耻之心

2018-01-19 10:06 作者:徐佳 浏览

 

《走出迷局》封面

英国历史学家休谟漫游欧洲大陆,潜心研究西方政治史,提出一个观点:“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、监督机构时,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。”此即所谓“无赖原则”,制度设计的出发点,应该立足于假设人性之不可靠,或者也可以说,人性是制度的“假想敌”。
 

韩非子在战国的血雨腥风中,“观往者得失之变”,总结先秦历史之经验教训,却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,“凡治天下,必因人情。人情者有好恶,故赏罚可用。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,而治道具矣”(《韩非子·八经》)。制度设计必须依靠和利用人性,因势利导,方可有效。在韩非子的世界,人性又成了制度天然的伙伴。
 

孰是孰非呢?制度与人性是水乳交融的朋友,还是势不两立的敌人?这是一个问题,也是一个足以困惑千年的历史迷局。
 

陈良的这本《走出迷局——审视历史中的人性与制度》,或许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解答。
 

老实说,陈良的文字,最早引起我注意的是书中的一篇文章《唐太宗缘何赏赐贪官》。题目便让我愣了一下,赏赐贪官,闻所未闻,何况是英明神武的唐太宗?本以为作者是“标题党”,取个哗众取宠的题目,后来还是耐不住好奇心,读了下去。
 

作者开头便讲人性,“贪渎现象,无疑是由人性中自私、贪婪的一面引发的,它几乎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悠久。”
 

随后作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,贞观元年(627年),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收受他人送的绢布,事情败露之后,唐太宗在殿廷上公开赏赐给他绢布数十匹。有大臣不以为然地说:“长孙顺德枉法受贿,罪不可赦,怎么还赐给他绢匹?”唐太宗回答:“他若有人性,会觉得这赐绢的耻辱更重于受刑;如果他不知羞愧,犹如一禽兽,这样的人杀之何益?”
 

文中标注此事出自《资治通鉴》,我当时半信半疑,感觉是作者或有发挥,特意去查了,果然是史有明文,唐太宗的原话是:“彼有人性,得绢之辱,甚于受刑。如不知愧,一禽兽耳,杀之何益?”
 

作者进一步分析“唐太宗的用意是借此羞辱贪官,从而唤起他们的廉耻之心,以达到自我戒贪的目的”,通过激发人性之中的廉耻心,来达到反腐的目的。
 

如果写到此处,戛然而止,已然是一篇好文章,有史有料,有文有采。然而作者却不甘心,他继续分析唐太宗的另类反贪必需两个基本前提,一是时代前提,当时是在贞观之治的历史时期,已然形成注重精神品位与道德操守的大气候;二是制度前提,建立了一系列更为合理的制度设计及治理体系。
 

以人性始,以制度终。
 

读罢,只想说三个字“不幼稚”。
 

是啊,研究历史、写历史,最容易犯幼稚病,历史幼稚病。或奢谈人性,迷信道德的魔力,或纵论制度,忽略时代的局限。往往跳入历史的沼泽地,代古人思想,指手画脚。
 

写历史,是需要有一点距离感,冷静地面对。
 

在陈良的书里可以看到,果敢的齐威王,昏庸的汉灵帝,糊涂的晋武帝,复杂的孝文帝,懦弱的唐中宗,秉公执法的张释之,不畏强权的黄霸,清高的陶渊明,廉直的戴胄,大度的王旦,率真的杨亿,狂妄的赫连勃勃,妄想的侯景,善变的冯道,贪婪的王彦升……在陈良的笔下,那些卸掉面具的帝王将相,暴露着人性中的善与恶,影响着他们的时代与历史的走向。
 

这些文字是有温度的。而作者陈良却冷峻地审视着这一切。他耐心地梳理着这些历史人物背后的复杂制度与时代。比如《职业经理人冯道》一文,作者并未墨守成规,讽刺冯道的不忠,而是从人性的角度予以分析,“对于这些武夫皇帝,冯道骨子里未必瞧得起。他们轮番粉墨登场,转眼又垮台下岗,冯道只是心平气和地直视,逐渐习以为常。没有哪个能让他感动,也没有哪个值得他为之殉死。无论谁做皇帝,他都没有死皮赖脸去讨好,始终保持不卑不亢;但是,他们要聘用他做宰相,他也不会拒绝。”进而探讨当时制度体系的得失,“正是因为有冯道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存在,国家治理体系才得以在昏暗的乱世运行,社会与文化的崩溃才最大限度得到控制。”
 

作者的思想是冷静的,笔端却常常流露出火焰一般的热情。这就是历史的魅力了。比如“从人性的角度看,唐代世家贵族推崇独立人格、强烈自尊与高尚情操。唐代世家贵族之所以不仰慕权势,敢于平视或俯视李唐皇室,就是因为具有如此高贵的精神品格。”(《漫话唐代贵族之兴衰》)
 

这样的文字,非胸中有士之精神者,不能为之。
 

读其书,想见其人。了解到陈良的经历,顿觉豁然开朗。
 

他隐居于湖北黄梅一个安静的书斋,曾栖身庙堂,复泛舟江湖,经历丰富,读书不倦,深知做事的不易,也正在全身心体味写历史的艰辛与快乐。
 

“渡远荆门外,来从楚国游。山随平野尽,江入大荒流。”关于本文开头那个问题,也要在书中寻找答案。打开这本书,让我们随之神游在历史的大江之中,或击楫中流,或横槊赋诗,或孤帆远影,或百川入海。